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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长浩电影策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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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   

2009-07-16 22:53:37|  分类: 行业感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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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报选)

由中国电影报社、北京电影制片厂、广东省新会市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农村电影研讨会在广东省新会市召开,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的专家、评论家、导演王人殷、胡克、杨远婴、贾磊磊、朱辉军、黄军、韩志君、王好为、孙庆、赵文涛、张东及本报副主编程栋林等参加了此次研讨。与会期间,专家、代表们在饶有兴趣的观看了《甜蜜的事业》、《新甜蜜的事业》、《美丽的白银那》、《能人于四》、《喜莲》等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影片后,就近几年中国农村电影取得的成就和当前农村电影创作、发行、放映中出现的问题分别做了总结和探讨。
      
与会代表们认为,近几年尤其是实施九五五零“2131”工程以来,农村题材电影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出现了如《喜莲》、《好事多磨》、《美丽的白银那》、《男妇女主任》、《能人于四》和《新甜蜜的事业》等一大批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有专家指出现在农村题材影片的编剧构成有了一些变化,城里的作家下乡后写剧本的少了,更多的是来自基层文化干部和跑农村的记者,他们能发现农村的一些新问题,对农民精神世界的主流把握较为准确,对农民欣赏要求也比较了解,写出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农民欢迎。纵观我国农村题材影片创作历程,农村影片在中国属于最重要的题材类型,因为每一次中国社会大的转折都通过农村题材影片得到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反映。此外,农村题材电影趋于多样化,从过去注重表现农民怎样脱贫致富改变生存状态到现在注重把握农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需求,从农村题材故事中升华出人生命题,呈现出一种城乡题材交融的开放性,扩大了观众群。
     
从近年来农村题材影片看,农村已经不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农民已经不再是只想着往大城市去,他们开始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尤其是在将新旧《甜蜜的事业》进行比较后,大家一致认为,透过农村近些年的变化折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农村是中国社会的镜子,窥一斑可知全貌。影片中的人物也从原来的单一、保守、愚昧,逐渐走向文明与开放,走向复杂和多样化,出现了诸如能人于四,善良又狡黠的马老五,深明大义的喜莲,男妇女主任等在农民中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与会代表们还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电影的题材范围还比较窄,还没有能够完全地反映农村和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同时题材的狭窄也就使农村电影的主要市场还是在农村,还没有形成一种开放的市场格局。而在剧作上,因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和阅历,创作者和实际的农村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大家呼吁,必须更加深入农村生活,真正贴近百姓生活,同时又要不失时机的增加剧本的人文内涵,创作出能打动人的真正优秀的作品。
     
从农村电影的发行放映方面来说,从实施九五五零“2131”工程以来,国家对农村电影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部分农村电影市场开始呈现新的生机和活力,农民看电影难的局面有所改变,农村电影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据新会市电影公司的负责人介绍,在落实国家提出的“2131”工程的过程中,他们以电影集资包场的形式为基础,再从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影企联姻电影专场、喜庆电影专场、个人赞助电影市场和适度的售票专场,逐渐形成一鸟两翼的农村电影氛围。但同时在发行放映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不足,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和行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农村电影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的电影节目的日渐减少和供不应求。这就给与会的导演和创作者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任务。
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为了促进农村电影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将“2131”工程的实施列为十五期间八项电影工程之一,随着影片质量的提高,随着电影市场的深化改革,我们相信农村电影一定会在新世纪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农村题材电影:如何进行到底?

 

     2007/02/21电影世界。电影策划人:乔长浩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影视品类,农村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城市民众了解广大农村的渠道,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从建国17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题材电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放映市场以及批评话语的中心。进入市场经济建设阶段以来,随着城市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题材电影的地位与影响日益边缘化,甚至成为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扶持的“三等公民”。比如,198919901991年连续三年农村题材电影都只有七八部,1997年农村题材电影只有四五部,成为自1981年以来的最低谷。1999年以后,随着电视电影这一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兴起,平均每年生产的农村题材影片(包括电视电影)大约20多部,占全年故事片生产总量的15%左右。然而,这些影片大多通过电视媒介与观众见面,能够进入影院放映的只是极少数。即便是这极少数,也往往难以从市场获利。与此相应的是,为了保护农村题材这一具有独特文化意义与价值的电影类型,电影主管部门每年资助专供农村发行放映的故事片12部,每部资助50万元;有计划地资助“农村题材电影”10部,平均每部资助亦在50万元左右(见国家广电总局网页上公布的相关文件)。可见农村题材电影已经从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沦落到要靠“资助”维持生存的边缘化境地。其他极个别不依靠政府“资助”的农村题材电影则大多把资本回收的希望放在国内外电影节获奖上。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之所以还能维持现在的边缘化生存,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政府的行政干预。然而,行政干预又能维持多久呢?有朝一日失去各种保护,中国农村题材电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呢?
     
笔者认为,只要创作者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处境,本着以人为本的创作观,塑造出生动丰满、既具有民族性亦具有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人物形象,农村题材电影大有可为。《那山、那人、那狗》、《暖》能够获利上千万美金,《暖春》能以小制作大盈利,同样取材于乡村的伊朗电影能够打动全世界,这些都为中国农题材电影的市场潜力提供了一些佐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村题材电影是否具有市场,而是什么样的农村题材电影才有市场。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农村题材电影要开创新局面必须首先在艺术观念与文化观念上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努力。
   
树立审美意识
     
所谓“审美意识”,是指农村题材电影应该充分发掘“美”的形象,包括自然的美与人文的美。
     
农村题材电影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在于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对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然之美的热爱是人类共有的情结。不能充分发掘出自然美的动人之处,首先是对农村题材电影自然资源的浪费。此外,就影院市场而言,很显然当前农村题材电影的主要观众群是城市市民。没有对人性的美以及人的精神力量的展现,城市观众就容易产生与影像中的乡村生活的隔膜感,甚至农村观众也会认为与己无关。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们首先需要通过对乡村自然与人文的审美活动来代替和弥补城市生存的不足。而当前的许多农村题材电影往往倾向于表现乡村的贫穷破败与农民的肤浅落后。从自然与人物的外在形象到人物的精神世界都缺少美的感染力与震撼力。如果不能满足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观众越来越城市化、现代化的审美需求,农村题材电影就很难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毕竟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是朝着审美化的方向发展的。
     
当然,大自然的美是千姿百态的,并不一定只有青山绿水才是美。人性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并不只有“善”才是美。强调审美性,并不等于粉饰现实,更不等于不能揭示生活中的多种矛盾以及人性丑恶的一面。但是在对“丑”予以批判式观照的同时,理应发掘生活中同时存在的美,让观众看到美的希望。对于生活在重重压力之下的当代人而言,他们更需要从艺术审美活动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
   
融入现代化观念
      事实证明,农村题材电影的经济效益是与其所内蕴的文化品位与精神内涵成正比的。只有注重乡村文化内涵的发掘才可能提高农村题材电影在审美吸引力之外的附加值。与日益强大的城市中国形象相对比,乡村的文化内涵往往与某种民族文化底蕴联系在一起。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角度而言,对愚昧、落后的文化积习的批判也无不可。但是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农村题材电影更需要充分发掘那些传统文化中健康美好、自强不息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激起观众的文化优越感与民族文化认同感。只有这样,农村题材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纽带,并可能成为重建国产影片吸引力的良媒。
     
不论是从批判启蒙还是从弘扬传承的角度表现民族文化,都必须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现代文化立场。就一个生活在现时代的人物形象而言,如果其精神风貌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且创作者也缺乏对这种精神风貌的正确评价,那么就很难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同。比如,目前许多农村题材影片仍然片面地歌颂“清官”的“德性”而不重“法治”规则,片面歌颂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好人”、“好官”而忽视对个体利益的尊重,片面强调伦理道德而忽视职业道德与规则意识,或者片面强调一种拒斥城市、回归乡村的取向,都不能不说是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与人类文化趋向相违背的。这样的作品就很难真正触动已经接受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的观众的心灵。
     
人类毕竟不可能再回到童年,现代都市人亦不可能真正回归田园。“自然生态”与“传统文化”只是农村题材电影打动人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因此,审美化、民族化并不等于古典化,农村题材电影应积极融入现代文化理念,为观众带来具有现实性的启迪与精神力量。
   
尝试理想化超越
     
由于“三农”问题的久拖不决,大量农民在生活的逼迫和利益的诱惑下背井离乡,只剩老人和孩子的乡村更显荒凉、萧条,此种乡村景象显然已无多少诗意与审美可言。而在都市负面文化的影响下,富裕起来的农民以及某些进城农民私欲膨胀、追逐金钱、贪婪享乐也是现实一种。此外,当前农村还存在干群矛盾激化、社会保障缺失、封建思想与赌博恶习回潮等种种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予以真实反映,更需要艺术以理性的精神与想象的方式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超越现实困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希望以及前行的方向。
     
然而就目前触及这些问题的作品而言,艺术性农村题材电影往往仅仅止于生活表面的琐碎纪实,而拒绝指明出路,其触目惊心之痛固然也有唤起疗救的作用,但也充分说明了其文本的信息价值更多于美学价值。此种乡村景观再三重复也就将失去其信息价值与奇观效应,失去其持续发展的根基。一些主旋律式作品则往往高高提起轻轻放下,而且总是把解决困境的希望放在少数人的道德品质上,缺少可以信服的力度。
     
因此,农村题材电影应该既摆脱纪实风潮的“零介入”取向,也摆脱过去一些主旋律电影的群体本位说教倾向,以现代理性精神,以博爱与宽容的人文关怀,在苦难的乡村、发展的乡村中寻求超越现实丑恶与困境的出路,建构起激扬个体精神、彰显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家园。否则就难以实现文艺的真正价值——抚慰心灵,给人希望与爱,从而日益完善人类的生存。艺术永久的生命力“在于它终究是不同于现世的物质力量而存在,在于它作为这样一种存在而必须为人类分担一种救赎的使命。”(牛运清语)
     
同样,文本对现实的理想化超越精神,并不等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忽视科学与人文理性的“大跃进”情结。它必须建立在对现代人文精神的真实而生动的建构基础上。它要求创作者对于现代人文理想充满信心,以坚定的文化信念为普通大众带来精神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当前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之所以难以触动观众的情感,其主要问题即在于缺少对现代人文精神的成功建构。我们有对传统愚昧落后一面的批判式解构,有对现代文明负面的质疑,有对传统伦理道德与美好人情的陶醉,却独独缺少对现代人文理想的成功建构。在一些致力于表现农村经济改革的影片中,虽然创作者也立足于宣扬现代意识,但却往往只是把现代意识等同于敢闯敢干,而缺少对现代意识的丰富表现。

    
上述三个方面,都要求打破以往农村题材电影强调乡村不同于城市的独特性,农民不同于市民的独特性以及民族性不同于现代性的习惯思维,并突破以往缺少对农村现实的前瞻与超越精神的局限。
     
当然,这里只是就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理应具有的艺术观念与文化观念而言,并非针对每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的具体创作。就具体创作而言,无论是取材角度、叙事策略、影像风格与审美品格等都应不断突破已有的创作定势,走向更为丰富的多元共存。比如突破仅仅围绕致富、贫穷、教育、扶贫、反腐、乡村民主、打工等少数问题的选材范围,表现农村生活的更多侧面;突破目前普遍正剧或轻喜剧化的单一审美品格,在悲剧方向有所创新;突破农村题材电影弱化叙事或叙事技巧陈旧的局限,让农村故事亦具有新奇、丰富而生动的情节等等。我们相信,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暂时的阵痛与转型之后,农村题材电影必然会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开辟出一条更加辉煌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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